【访谈】60多年啃一个‘瓜’，看来乏味，而至味正在其中——韩天衡先生访谈

 韩天衡

说

60多年啃一个‘瓜’，

看来乏味，

而至味正在其中。

韩天衡先生访谈

采访记者：张学津

韩老师好，上海市书协了解到您一直在修订《中国印学年表》一书，想就此事请您谈一谈。

壹

Q

您能介绍一下您当年出版《中国印学年表》这本书的初衷吗？

韩天衡：中国历史上没有人编过印学年表。我年轻的时候就对篆刻感兴趣，同时也想更多地了解篆刻方面的学问、知识，所以大概从十几岁开始就尽可能地去读一些印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印谱、印学著作等。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比较关注的要读的重要的一类书。

在1980年左右，我看到日本人做了一个中国印学年表，是作为书的附录，大约万八千字。我想中国人倒是没有做过中国印学年表。八零年左右我读到的古印谱大约有两千种，而且平时做了很多笔记，所以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应该编一部自己的《中国印学年表》。当时我把这本书的构思和上海书画出版社主编蔡大抟讲了，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毕竟也是填补篆刻史空白的一本书。所以大约花了几年的时间，拿自己的读书笔记整理了一下，在1987年出版了第一版《中国印学年表》。我记得封面是黑色的。出版之后，篆刻界的人都认为这本书很有用。

贰

Q

您编辑《中国印学年表》时看了大量的书和印谱，您能讲一讲您当年读书时的故事吗？

韩天衡：大家都知道，看古籍如深山觅参、大海捞宝，不容易。古人讲要“读未见之书”。1980年代我到天津图书馆去访书，是我的一个学生陪我去的。我讲我要看印谱。图书管理员跟我讲你把书名写出来。哎呀，我讲书名写不出。管理员有点不高兴了，他讲你书名写不出还看什么书啊？我的学生马上讲了，这是上海的韩天衡先生。他居然知道我，他讲韩先生，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看书怎么连名字都不知道呢？我讲不瞒你讲，叫得出名字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了，我就是要看我自己叫不出名字的书。哦，他恍然大悟，很客气地接待了我。那次我居然看到了两本书。一本就是弘一法师早年刻的一本印谱，是孤本，我做了笔记。还有一本，是康熙年间周亮工的儿子帮他编的《印人传》。我们现在看到的《印人传》实际上都是嘉庆以后的版本。因为这本书乾隆时作为禁书被毁，因此嘉庆本不是完整的，有很多读不通、不完整的地方。那次在天津图书馆看到的康熙本的《印人传》，是没有被毁的漏网之鱼，叫《赖古堂别集印人传》，更正了不少我们现在读到的《印人传》的错误。

能够不断地读到没有见过的书，书里面有成书年月，有重要史料。古人编书，介绍人物的字号、籍贯、履历等，但是多无生卒。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古籍、印谱，可以找到很多篆刻家的出生年月。比如有本印谱里有“唯庚申吾以降”，那么就知道作者是哪一年生的。而且有的印谱后面有题跋，会介绍到他哪一年去世。所以，读书读多了，注意做笔记，就能够发现很多前人不注意的稀缺资料。当然，因为是年表，如果没有系年，就不能落实，但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印人交友的关系、其他史料，有的时候也可以判断出是印人的生卒年，乃至一些印谱的成书时间。

叁

Q

这本书自80年代面世之后，已经出版过两次修订本，这次您花很多精力再次修订，请问您每次进行修订都是出于什么考虑？

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1987年出版之后，1994年又出版了第二版。当时我读的书已经超过三千种，补充的资料已达到原来那本书的四分之一，在1994年就出版了第二版。所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长期的关注和汇集的过程。1994年修订本的书出版之后，相对更完善一些。

到2012年，在这十多年当中，我又读了很多新的书、没见过的书。我读书除了在国内图书馆、博物馆，还有私人藏家，包括像香港藏家、新加坡藏家。包括到日本的静嘉堂文库，我都尽可能的去读书。到2012年时，资料又充实了至少四分之一，所以出版了第三版，共三十二万字。在出版第三版的时候，我在前面写了一篇序叫《追述溯往》，又谈了过去出版这本书读书时苦中有乐的经历。

当时我已经72岁了，但是我总想天底下还有很多书我没读过，所以在最近的六年当中，我还是非常留意这方面的一些著作。特别是篆刻艺术三十多年来的良好发展，这一小众艺术也不断扩大，除了创作，在学术研讨上也都有很好的发展。所以我们除了从读未见之书里摘录有价值的、可以充实年表的资料，也可以从很多论文里面摘录有价值的资料。当然，很多资料是要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积累进行考证、推敲、筛选。

这六年我大概又增加了一千多条条目。这样这本书作为记录中国篆刻发展史的年表好像就更为充实了。当然，做到终极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做到更充实，有的东西经过推敲可以更准确，这个大概是可以的。我感到这就是我从十几岁读书读到现在，做了六十年的读书笔记的汇总，还是有它一定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所以准备明年出版第四版。

肆

Q

请问您在这次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新发现？

韩天衡：因为读过很多别人没有读过的书，所以我自己相对就觉得比较充实，对宋元以来的篆刻史，心中就有一本比较清楚的账。比如讲，以往都认为《承清馆印谱》只有一个版本，现在通过研究和读书，发现《承清馆印谱》至少有四个版本。过去我写文章也写“《承清馆印谱》，张灏著，1617年成书”。后来书读得多了，见到其他本子了，知道他1608年就编过第一版《承清馆印谱》，320方印。在1615年左右制作《承清馆印谱》模本，扩大到480方印。

后来根据模本刻版，形成1617年《承清馆印谱》第二版。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1617年的《承清馆印谱》跟模本又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讲，模本里有三十位有名印人的作品，但是到1617年正式出版的《承清馆印谱》里面，只有二十位印人的作品，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而且同一方印，不同版本里写的作者都有差异。而且更有趣的是，过了几年由于收的印章增加，他又出了第三版《承清馆印谱》，这就是西泠印社收藏的张鲁庵的版本，我手中也有一部。这版的印章增加到672方，但是作者的名字被全部去掉。他的理由是很多文人不愿意以印人的身份出现，认为刻印是雕虫小技。所以到第三版的《承清馆印谱》里，印章有672方，比原来多了很多，但是却把作者全部删掉。通过我仔细比看发现，凡是刻张灏名字、斋号的印章，原来在第二版里印材是石印、琥珀的，在第三版都被改成了金印。所以说这里面的学问很深，问题很复杂。我最近写了一篇《九百年印谱说》，有四万多字，对这一点也有论述。

所以说，要做一本《中国印学年表》，真正的拿很多善本印谱加以比看的话，就知道里面的学问太深了，里面的问题太复杂了想要理清太不容易。但是把原来不清楚的理清了，就叫做学问。把理不清的相对给理清了，也叫做学问。所以印学年表至少对我们搞印学研究的人是提供了索引。也还有一些可能是对他们来讲非常有价值的足资追溯的资料。

我过去读过那么多的印谱，一般认为最早的文人印谱是何雪渔的印谱，他的印谱有两本但是遗失了一本，我经过推敲，把其定为1600年。这可能是文人出的第一本印谱。最近我读书发现一个新的资料，嘉定竹刻创始人朱鹤（松龄），在1633年，朱松龄的曾孙，也就是他的第四代，居然拿了一本松龄的印谱让李流芳题跋。李流芳也是嘉定人，是明末的大画家、大篆刻家。朱松龄的生卒年不清楚，只知道是弘治正德时人。但他的曾孙和李流芳是一辈，李流芳是1575年出生，那么按照十六七岁一代人来算，朱松龄生年大约在1500年，而且会刻印。他大约七十岁左右去世，那么他的印谱至少要比何雪渔的印谱早三十年，那么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文人用原印钤盖印谱最早的并不是何雪渔而是嘉定的朱松龄。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价值的新鲜资料，如果平时不一直去读书，这些史料就湮没无闻了。

伍

Q

作为作者，您能不能谈一谈《中国印学年表》这本书的学术意义？

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里面主要是印学材料。有些篆刻家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赵之谦、吴昌硕，研究文章非常多，《中国印学年表里》是他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节点，看来好像能提供的信息资料不多，但是对于很多比较陌生的印人、早期的印人，那么资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如果留心一点的话，大概从年表的排列里基本可以知道一个人一生的探索。尽管不是很细，但是至少这个人一生的关键、重要的节点，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脉络。

我1975年借到书画出版社，写《中国篆刻艺术》的时候，我也好，包括几位老前辈也好，对浙派之前的明末清初的印坛状况是比较模糊的。因为过去没有人下功夫去研究这一段，也就是讲中国篆刻流派印章发生到高潮这一阶段的史料。像这些在年表里就有比较多的较翔实的补充和充实。过去这段东西谈的很少，有哪些印人不清楚，印人与印人之间的关系不清楚。随着资料越来越充实，就可以搞清楚哪本印谱是哪一年出版的，哪本印谱跟哪些人有关系，哪一个时段哪些人是属于艺坛的朋友圈，有交集、往来、研讨。像这些通过这本年表就可以有感性的、具体的认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表就是一个相当概括的宋以后的印史。

《中国印学年表》这种工具书，做学问的人很关注。我记得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一次在湖州举办赵孟頫的学术研讨会。当时美国来两个教授，其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他跟我讲：“天衡兄，你凭这本书在历史上就可以站住了。我们这次在湖州开学术研讨会，大家搞不清楚赵孟頫和吾丘衍谁早谁晚。有人就拿你的《中国印学年表》出来，这样大家就知道了，赵孟頫比吾丘衍生得早。”所以这本书不仅对研究篆刻的人来说，对研究书法、绘画的人都有帮助，因为很多篆刻家是文人，也擅长书画。很多人写论文，涉及到印人生卒年、创作印谱等等问题，就用的《中国印学年表》这本书的资料。

看起来做年表是将事情按年份记录下来，实际上，它对我们研究中国印学史，包括旁及到其他艺术，都是有学术价值的。尽管每一条文字都很简括，但是我感到，研究篆刻、书法、绘画、文史哲的人，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有用的东西。

韩先生说：“60多年啃一个‘瓜’，看来乏味，而至味正在其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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